直播打赏亟待法律规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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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06-2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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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国驻英使馆提醒留学生及家长:严防虚拟绑架类电话诈骗中国驻英国大使馆6日在使馆网站上发布公告,紧急提醒在英中国留学生及其家长提高警惕,严防虚拟绑架类电话诈骗。使馆在公告中说,最近英国发生数起中国留学生被虚拟绑架的案件。诈骗分子冒充中国驻英国使领馆或国际刑警组织,通过技术手段冒用有关机构电话号码致电中国留学生,谎称当事人或其父母涉嫌严重犯罪,如不配合调查将被通缉或逮捕,并以办案需要等理由控制引导当事人拍摄自己被捆绑、向家长哭诉要求解救等图片或视频。诈骗分子随后联系当事人家长,谎称孩子被绑架,家长往往信以为真,造成重大财产损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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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,严肃查处假冒伪劣、虚假广告、价格欺诈等行为。增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。适应消费升级趋势,破除政策障碍,优化消费环境,维护消费者权益。

  建议修订内容包括:完善对驾驶员的规范、加强处罚力度、修订关于酒精测试的监察条款、修订构成轻微违反累犯的法定要件、修订关于暂缓执行禁止驾驶或吊销驾驶执照的规定,以及探讨引入“扣分制”的可行性及适当性等。其中建议对若干违法行为大幅调升处罚金额,如一般违法停车及行人道停车,建议罚款由300元(澳门元,下同)调升至600元;黄实线停车,罚款由600元调升至900元;违法停泊公共汽车站罚款则建议调升3倍,由现时300元调升至1200元。刑事处罚方面,一些具轻微刑事性质的危险驾驶行为,例如超速、冲红灯、酒驾等若在两年内分别触犯,建议未来视为同一违例的累犯,酒驾的累犯由现行最高判囚6个月提升至最高12个月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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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既要继续防止和纠正专责不专的问题,又要恪守权责边界,严禁超越权限,逾越法纪底线,精准、务实、全面地履行好纪检和监察双重职责。在转方式上,要做到依规依纪依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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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擅自放松购房条件的,将严格进行追责问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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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直播打赏亟待法律规范近日,一位北京大妈在某直播平台打赏男主播30余万元,被女儿们发现后,气得要跟她断绝关系。 大妈意识到问题严重性后,去找男主播索要打赏钱款。 然而,男主播一改往日亲切态度,不仅拒绝退款,而且与大妈发生了肢体冲突。

后经民警调解未果,大妈欲寻求司法途径继续索要打赏钱款。

这不是第一起由打赏引发的热点事件。

此前,有未成年人趁父母不注意,巨额打赏主播事件;职场新人为打赏主播,不惜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获取钱财;已婚人士为打赏主播倾家荡产,引起激烈家庭矛盾……由此可见,非理性直播打赏会直接引发多重社会矛盾,危险性不容忽视。 由于法律的滞后性,我国尚无法律法规明确规范直播打赏行为,导致由此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。

首先,需界定直播打赏的法律性质,以确定打赏者与被打赏者的权利义务。

关于打赏的法律性质,目前有两种观点,一是认为属于赠与,二是认为属于服务购买行为。

前者认为,打赏者无论打赏与否都能观看网络主播的直播内容,并非通过支付费用换取表演服务,之所以打赏,是为了感谢内容提供者,因此属于赠与;后者则认为,打赏者与被打赏者之间存在明显的“互惠互利”关系,被打赏者通过表演服务为打赏者提供精神愉悦,打赏人支付费用,这种行为不符合赠与行为中的“无偿性”,因此属于服务购买行为。 如有的打赏者通过打赏来点歌,或者获取主播关注换取聊天机会、主播微信号码等。 因此,打赏并非普通观赏,而是企图某些回报的一种提前支付行为。

其次,需要明确网络主播的打赏收入属于何种性质,能否纳入个人所得税缴纳范畴以及缴纳方式,以解决“打赏”这一商业模式下所产生的巨大利润处于税收监管“真空”地带的问题。

如上所述,如果直播打赏属于服务购买行为,那么主播的打赏收入就应纳入劳务报酬而非受赠财物,应当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。

2017年,北京市朝阳区地税局曾开先河让某直播平台代扣代缴直播人员税款6000多万元。

但鉴于目前大多数网络直播平台直接参与分成主播的打赏收入,能否直接由平台代扣税,则也需法律予以进一步明确。 最后,需要通过必要限制,引导网友理性打赏。

如建立网络直播用户实名制,关闭未成年人账号的打赏功能;严禁网络平台内部人员虚假打赏,团队操作诱导“成瘾性打赏”,对此类恶意哄抬打赏金额的行为要严加惩治。 此外,平台也应建立提醒机制,对于在一定时间内超过一定打赏金额的用户及时提醒,引导用户量力而行,健康消费。

除了应及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外,各类直播平台的自我监管和外部监管也需及时跟上,唯有多方合力治理,才能够使“打赏”更好地发挥其激励作用,促进互联网文化繁荣。

(作者单位: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)(责编:易潇、赵超)。